“七一”,聆听红色经典著作背后的故事
对话嘉宾: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
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皮钧
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王娇萍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探寻红色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书写历史真实
人民网文娱:首次通过外国记者的视角来看中国革命,这本书有哪些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
臧永清:这部纪实文学经典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在政治影响力方面,它一出版就轰动了国内外。它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读者冒着生命危险竞相传阅;无数热血青年像怀揣珍宝一样携带着《红星照耀中国》,抱着满腔爱国热忱奔往革命圣地延安,参加红色革命。
从文学角度而言,《红星照耀中国》也是一部文学价值突出的纪实作品。斯诺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他幽默轻松的语言,客观理性的视角,独到的观察与思索,让《红星照耀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学魅力。
从精神层面讲,本书中所记载的人物和故事仍闪烁着勇敢、自信、乐观、奉献的光辉,传递着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这是《红星照耀中国》全书的精神内核。八十多年来,书中所传达的精神力量,是永不过时的宝贵精神财富。
人民网文娱:《红星照耀中国》写的是红色中国的故事,却长期以来在西方拥有众多读者。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有怎样的启示?
臧永清:首先,斯诺作为一个外国记者,不轻信国民党歪曲、丑化红军的传言,他穿越封锁线深入苏区,采访真实的情况。与当时很多介绍中国的书相比,《红星照耀中国》是客观理性、准确生动的一手资料,不美化也不歪曲,书写的是历史真实。
第二,斯诺的语言不生硬、不说教。他采访红军领袖,通过对话的方式,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红军的战术等;与普通战士同行聊天,了解红军战士的生活和信念。这些都不是照本宣科、泛泛而谈,而是有思考的文学化的表达。
第三,斯诺准确而敏锐地把握了采访对象的精神品质,并在作品中从侧面展现了出来。比如,写“大渡河英雄”,写出了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和永不言败;写毛泽东、周恩来的日常起居、生活用品等,表现了领袖人物艰苦朴素、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
传递信仰力量 《红岩》凝聚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人民网文娱:罗广斌、杨益言根据狱中的亲身经历,共同创作了《红岩》一书。小说《红岩》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皮钧:196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岩》一问世,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至今总印数已愈千万册。《红岩》作为革命文化、红色经典文学的代表作品,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与不屈精神,塑造出许云峰、江姐(江竹筠)、双枪老太婆等众多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红岩》成书有两个升华的过程。一个是由个人感受向时代记忆升华的过程,一个是由历史事件向文学经典升华的过程。
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曾被囚禁于重庆集中营,是1949年重庆“11.27”大屠杀的幸存者,那时罗广斌25岁,杨益言24岁。当时还有一位参与者刘德彬(渣滓洞大屠杀幸存者之一)。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在共青团重庆市委的要求下,大力宣传重庆解放前那些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三人以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为素材进行演讲,深受广大听众欢迎。因此,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便决定将其在狱中与敌人英勇斗争的切身经历写出来。1950 年 6 月,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合作,在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众多读者在来信中表示:热切期盼能读到更多的有关地下党领导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真实故事。故而,他们三人又撰写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可以说,他们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光辉岁月,是小说《红岩》最重要的创作基石,他们作为亲历者,逐渐成为那个时代共同记忆的讲述者。
1956年秋,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开始了小说的创作。1957年初,四十多万字取名《锢禁的世界》的小说完成了,这就是《红岩》的第一稿,也叫“蓝色打印稿”。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和文学编辑,以及四川省文联兼作协主席沙汀也给予了重要的指导,鼓励作者们“为了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把笔拿起来,完成一部长篇小说”。1959年2月,中共重庆市委给罗广斌、杨益言三个月的创作假(刘德彬后因受到处分而被没有继续参与创作),集中力量撰写小说。《锢禁的世界》二稿五十万字于8月中旬写完。中青社邀请作者来北京集中改稿,此后又经过了多轮修改。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岩》终于出版了,全文约长41万字,但作者们总共所写的字数超过了300万字。《红岩》原本是中青社定为献给建国十周年的献礼,最终出版时成为向建党四十周年的献礼,是中青社当时主抓的重点书,从修改、出版到宣传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在1961年末,《红岩》即将付梓前夕,作者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相关编辑对书名再次进行斟酌,当时备选的书名有《地下长城》《红岩朝霞》《红岩巨浪》《嘉陵怒涛》等十多个,最终选定了《红岩》。《红岩》书名的确定,既体现了创作者对所经历的历史的一种感悟,也体现了作者和编辑在创作过程中的认识的升华。
人民网文娱:2019年9月23日,《红岩》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红岩》为什么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皮钧:并不是每一个伟大时代的经历者都能够留下朽的文字。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少有哪部小说能够像《红岩》那样,给中国人带来如此强烈、深刻而又持久的感动和影响,特别是对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号召力。《红岩》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江姐,几乎成了中国共产党员完美的化身。
《红岩》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精神内核来看,《红岩》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艺术化的加工,展示了革命党人坚守理想顽强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现了革命同志之间纯洁而高贵的友谊、革命伴侣之间舍小家为大家的传奇爱情,给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树立了“榜样”。
从写作过程来看,《红岩》的艺术魅力是作者们呕心沥血、不断打磨的结果,也是编辑们倾心打造的结果,更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无私奉献、团结合作的结果。
从作品性质来看,《红岩》从回忆录发展为小说,对历史事实进行了艺术化的提炼和加工,将历史当时的低沉结局(“11·27”大屠杀)改为小说中鼓舞人心的高扬结局,符合“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历史规律和人们的心理期待。小说《红岩》不再囿于具体事实的真实,而升华到了艺术的、历史的真实层面,使其意义内涵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引申,使人常读常新。
《红岩》封面图。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供图
人民网文娱:“红岩精神”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如何理解“红岩精神”并从中汲取力量?
皮钧:红岩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红岩精神”诞生于解放战争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前推进的历史大转折时代。作者将笔触从渣滓洞、白公馆伸展开去,把震撼人心的狱中斗争、城市地下党的活动和学生运动以及农村的武装斗争这三条线索交织成一个整体,描绘了重庆解放前夕革命者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最后一幕。
无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已然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红岩精神”。它凝聚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渣滓洞里,同志们唱歌、交换礼物、贴春联、跳舞欢庆元旦;凝聚着不忘初心忠于信仰的精神,敌人严刑拷打江姐,把竹签子钉进她的指尖,但江姐毫不畏惧,决不说出卖党的秘密;凝聚着无畏牺牲的精神,革命的最终胜利是用烈士们的鲜血换来的,他们为了胜利,坦然地面对死亡。
倡导勇于奉献 《把一切献给党》具有强大感召力
人民网文娱:吴运铎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于1953年出版。这本写于67年前的书,为何多次再版?
王娇萍: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吴运铎——这位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兵工专家,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和先锋。吴运铎的一生与共和国的枪炮制造史同行,用生命践行了“把一切献给党”的铮铮誓言。正因如此,《把一切献给党》这本吴运铎的自传体小说,其承载的精神价值和力量,早已超越了对英雄个人成长经历的摹写。
自出版之日起,《把一切献给党》就拥有了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67年来,这本书多次再版,整整影响了几代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把一切献给党》封面图。中国工人出版社供图
人民网文娱: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吴运铎的奋斗经历有什么特别之处?去年中南大学把这本书当作礼物寄给大一新生,现在的年轻人能否读懂书中的内涵?
王娇萍: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吴运铎参加了新四军,当上兵工厂的厂长,并成为中国的“枪榴弹之父”。当时的军工生产条件极为艰难,为了试制生产弹药武器,吴运铎身体曾三次负伤。
正是凭着这样一种不怕失败、勇于牺牲的精神,吴运铎创作了《把一切献给党》,成为有着标杆意义的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
吴运铎身上集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这种忠诚和担当的品格,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散发着夺目的人格光辉,具有不拘时空的真理力量。
正因如此,即便我们今天来读,依然会被《把一切献给党》深深地打动。从中南大学等高校学生的反馈来看,同学们并不觉得过时,而是觉得吴运铎“很牛”,富有人格魅力。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发扬“把一切献给党”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真正做到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