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书写乡村女性的来路与去路
2020-07-12 17:42:41
完成《我与父辈》十年之后，阎连科又写出了《她们》一书——这么说多少有些轻巧，仿佛两本书的承续仅是时间的一前一后，时间本身决定了作者写完“父辈”，势必可以去写自己家族中的女性。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据作者在自序《十年的等待》中所坦承的，他没有立刻去写这本书，不是不愿，而是不知如何动笔：“她们是和所有男人一样的人。她们也是和所有男人不一样的人。”这份犹疑，直接划定了《我与父辈》和《她们》的不同：前一本书的对象由于作者“似乎是清晰知道的”，所以它的情感是宣泄，态度又是“欲知本味”的彻底。后一本书因为“关于母辈和姐姐、妻子、嫂子及表姐、表妹们，还有这之外的‘她们’，我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着”，所以阎连科只能一边叙述，一边回忆，也一边试图理解那个将他的笔悬置了十年的理由：“她们到底是因为女人才算做了人，还是因为之所以是着人，也才是了如此这般的女人。”
深厚坚实的乡村人伦
《她们》没有《我与父辈》中曾经涉及命运、罪孽、清欠、结去的冷酷峻急，此书的叙述直接开始于一段段温暖的回忆。第一章是作者对自己当兵以后回家相亲的讲叙，几次相亲虽然都以不了了之收场，可如今反顾它们，作者发出的感喟却像是反顾童年一般幸福。这一基调，也顺势延续到了容纳作者对大姐、二姐与嫂子回忆的第二章。在第五章中阎连科专门写了母亲，写她的语言与思维不同于常人，写她为了远行不再迷路而识字，也写了她过往的说媒经历。这里有一处最为动人：“我”在部队当兵时，曾有两个月忘记给家里寄钱，这时“我”收到了外甥女的一封来信，信上只有歪歪扭扭的一行字：“舅，我婆说她没钱花了。”另一次收到母亲的信，信上根本没有字，只夹了十几枚邮票。此后作者问母亲何以如此，她说是担心“我”没时间写信，可以直接寄个空信封到家以报平安。仅此寥寥数语，外甥女的天真无邪与母亲的可爱怨怼便跃然纸上，而“我”也立刻从这信纸上“看到了母亲和外甥女及那所老院、村落的孤独、和润、宁静、悠长和人伦的深厚与坚实”。某种意义上，《她们》一书的底色也就是这深厚与坚实的乡村人伦，它追求的不是富贵荣华，而是生活的安稳，是亲人的无恙与安在。
《她们》一书也不只是这些温馨的情节，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激动的回忆。如《第一次相亲》中“我”因是否要退婚以及终于做了这件事的不安，《嫂子》一节中面对三叔与父亲的世仇时“我”的无动于衷，在几十年后的回想里，作者直斥了自己的懦弱根性。这大概也是一种“抉心自食”，不过更近于“徐徐食之”了。在这部长篇随笔中，阎连科的下笔不可谓不克制，这里的根结，或是时过境迁，令人激动的事情已不再让人激动，或是他已不愿让情感宣泄得过于彻底。但不论怎样，在《挣脱与命定的事》一节，当作者谈到结婚一事时还是情难自禁。那是1984年的某日，在豫东一座平原城市服兵役的“我”接到了哥哥的电话，告“我”父亲哮喘病加重，恐无法捱过这个寒冬，他一生的操劳所期多半实现，唯有作者的婚事还让他牵挂。接到这个电话后，“我”没有在收工的军号声中去食堂吃饭，而是迅速打点行李，坐上了前往开封的列车。作者在那座城市的未婚妻，也正等候着他去结束一个“犹豫大于默认”或“默认大于犹豫”的阶段。当她的家庭同意了这桩婚事后，也当未婚妻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后，“我”止不住地流泪了。这是一段感情过于复杂而饱满的叙述，它复杂是因为作者在讲叙这段往事时完整地呈现了他当初的心态。这其中有他想要逃离土地的信念，有他此前相亲经历的波折，有眼下这个未婚妻父母允诺结婚前便提出的条件，有得知父亲病重时的痴愣，有为了不让父亲失望地离开人世而不假思索做出决定的决绝，当然，也有未婚妻同意结婚之后“我”对她无以言说的感激，还有父亲在“我们”结婚之后往生的怅然。
她们的“第三性”
也是从这里开始，《她们》一书由纯粹的回忆过渡到一种自省叙述之中：作者家族中的女性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呢？即如“我”的妻子，她从“我们”的婚姻中“得了什么，失了什么”，“我”的妻子“从来没有去想过说过”，但作者却由这“不想”与“不说”开始了一段面向家族女性的反顾。这一反顾的目的在于揭开以往被遮蔽的乡村女性与乡村女性被遮蔽的诸种样貌，它主要涵盖了四个方面：一，女性在乡村记忆中的位置；二，乡村女性的乐观、独立与自由；三，乡村女性的第三性：劳动；四，现代乡村女性的样貌。
第一部分的缘起，大概还是在作者述及他那“消失了”的表姐时猛然想到的。女性在乡村伦理记忆中是否拥有一席之地？如果有，何以那个因瞌睡而被婆家抛弃的表姐，那个从婆家偷偷回来，三番五次想要自杀的表姐，在又一次远嫁之后的数十年——这数十年中，作者父亲、三姑、三姑夫都已离开人世，“一代人的别告如一片森林倒下”——被家族的其他人通盘遗忘了呢？作者不解的是这遗忘究竟是源自内心的冷酷，还是“伦理的韧性终是没有时间更韧长”？以此推开去，他便看到了“在男权社会所左右的家族伦理记忆里，女性总是被记忆很快地遗忘并抹去”这一严酷事实，而这种忘却最直观地体现在墓碑的刻字上面。《我与父辈》中有过一段类似的描写，作者一家在安葬父亲时，“我”的大伯在坟地上划出了他们弟兄四个的位置，然后指着“我”父亲的坟地下面说：“将来，发科和连科就埋在这儿吧。”这句令读者震惊的话其实恰然是乡村伦理的常态。这当然也是“人类记忆的一种嫁接和交换”，但忘却终究是忘却，而一切只因为她们是女性，在乡村的伦理记忆中没有她们的位置。
在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阎连科以自己的娘婶和姑姑们印证了乡村女性同样有自身的独立和自由，不过，他也以自己终生劳作的母亲为例，试图探求乡村女性的“第三性”特色。毋庸置疑，《劳作与女性生命学》这一节与接续它的第六章《第三性——女性之他性》是本书的重头戏所在。这些章节的叙述仍以回忆打底，但基调已然偏离回忆而更接近一种对乡村女性本质的勘探。这种勘探不仅起源于作者对自己母亲数十年如一日的劳作，仿佛劳作已经成为了她的生命重心，也源自作者在这段回忆中猛然察觉到的问题：“似乎没有人发现男人们少干一些啥，但女人们却鲜明地付出了更为繁重多量的责任、义务和劳动。那么这些多出来的劳动是从哪儿溢出的？”作者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看到了自己母亲以及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女性曾经担负的命运。及至今日，已然两个时代，“妇女作为劳动者身上的他性却几乎是相同的”。
她们将要变成怎样的人
旧有的家庭结构与乡村伦理消散了，而新的家庭结构、家族伦理以及新的女性形象似乎还在遥不可及的未来等候着。这新的女性也就是作者在反省中触及的第四部分，它们主要汇集在全书的第七章，其中囊括了作者听到与搜集到的一些女性故事。我们应当还记得《她们》的开端是怎样明亮，可是明亮转瞬就被一种反省与诘问取代，至于第七章，这诘问的颜色就变得更深了。那么，现代乡村女性的出路在哪里呢？——此刻的问题已不是“她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而是“她们将要变成怎样的人”，她们是否还要继续是“和所有男人一样但又不是男人”的人？作者终于还是没有指出一条明确的路，他所做的似乎只是让那个开放的圆环得以闭合，不过不再是回忆，而是对自己小孙女的描述。至此，一个圆环式的结构闭合了，也似乎是那从洛阳嵩县田湖镇走出的女性，她们的全部未来，如今都聚集在作者的孙女身上。这是未来的“她”，也是可以期待的“她们”。
